韓國詩文化 1

 在古代韓國，作詩是一門有實際用處的技能。它是評定一個人是否有能力擔任公職為國效勞的主要標準之一，也是衡量一個人的人格修養的尺度。對待詩的這種態度產生了某些有趣的后果。
　　首先，詩往往以“我”為中心，往往是一種自由。這種主觀傳統到了造詣不夠深厚的人手里會格于一些嚴格的規則而落于俗套，但是到了大詩人手里就能讓讀者以詩人的感受中發現他自己的感受，因此也是所有人的感受；這種感受是由具體而至于普遍的。這確實是好詩的標志。

　　第二，詩具有一種滲透性的朝超脫方向運動的特點。這反映了自由與解脫的佛教傳統，也反映了在渴望秩序與管束的同時也追求終極智慧的儒教傳統。佛教和儒教對韓國文學的所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高麗王朝時代，即“漢詩”（用漢文寫作詩）發展成熟的時期，佛教居主要地位。在朝鮮王朝時代，即“時調”和“歌辭”這兩種據認為最能表達韓國人的感情的通俗文學形式達到全盛發展的時期，則一直是儒教居主要地位。人格修養是這兩個體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所向往的超脫的人與儒教所向往的圣賢之士的基礎是相同的。

　　第三，詩往往是即興賦詩的：游寺廟、會朋友、喜迎春天的到來、接受一甕饋贈的酒。對一個具體事件觸景生情便引起了詩興。

　　第四，詩人往往對自然持獨特的態度。詩人看自然是概念化的。對自然的贊賞導致冥想，進而由冥想而陶醉，不是為有形的美，而是為精神的美而陶醉。詩人看到的并不是這一座山或者山的這一個部分，也不是這一朵花或者花的這一片花瓣。他看到了山的普遍本質，花的普遍本質。這種態度主要是象征主義的，重點始終放在內心世界的景物上。至今這依然是韓國傳統的核心。

　　韓國初期的詩由兩個方面組成：祭祀歌和作為勞作時的號子而唱的歌。這些歌全都伴隨有音樂和舞蹈。可惜的是，在漢字傳統以前韓國尚未無書寫系統。漢字的傳入約在二世紀，雖然確切年代尚未考證出來。漢字傳入后在韓國上層人士中間迅速推廣應用，終于形成了“漢詩”傳統。“漢詩”是用漢文寫成的詩，遵守中文韻律的所有規則，只是寫作的詩人是韓國人。這一傳統中的第一位佼佼者是新羅的崔致遠（857-？）。崔在874年他十八歲的時候通過了唐朝的國家考試，在中國很快就聲名鵲起，成為著名的詩人。盡管他在中國取得很大成就，他內心的憂愁仍見諸他的代表作《秋夜雨中》：

　　　　　　　　　　　　　　　　 秋 風 惟 苦 吟
　　　　　　　　　　　　　　　　 世 路 少 知 音
　　　　　　　　　　　　　　　　 窗 外 三 更 雨
　　　　　　　　　　　　　　　　 燈 前 萬 里 心

　　新羅時代形成了一種用漢字記錄韓國語語音的系統，稱為“吏讀”。由于這一發展，人們才得以把通俗的“鄉歌”記錄下來。“鄉歌”盛行于統一新羅時代和高麗時代初期，保存至今未佚失的有25首。

　　高麗王朝期間，“長歌”取代了“鄉歌”。“長歌”分化為兩種體裁：用漢字記錄的、反映儒家思想的“景幾體歌”；口頭相傳的、短小玲瓏的民間歌謠“俗謠”。“俗謠”意為粗俗或普通，從這個名稱可看出執持儒家標準的人對這種體裁的文學不以為然。但是，這些短小的詩歌是精巧、細膩的。

　　到高麗王朝中期的李奎報（1168-1241）開始寫“漢詩”的時候，韓國詩的格式已經完全定型。李奎報的詩帶有濃厚的個人色采，多半是對詩人自己生活中的遭遇的戲劇性寫照。他先描述外部世界的景物--一座寺廟、一個驛站、一家客店--然后便進入內心的境界。他的詩很短，而且如歌一般，并富有啟示性。這些詩描寫他自己在剎那間受到的啟迪。在單調的日常生活的水面上出現比較的波瀾的時刻，讀者與詩人產生共鳴；那也許是職務上有了什么問題，或者子女或妻子有什么事；也許是游寺廟或者訪友；也許是愁事，也許是樂事。無論是什么事，總與詩人自己密切有關。詩是他對情景的反應，是他個人的體驗。如下面這首詩：
 

　 寂 寞 禪 房 古 樹 邊
　　　　　　　　　　　　　　　　 孤 燈 爐 香 燃 佛 前
　　　　　　　　　　　　　　　　 問 僧 如 何 度 長 日
　　　　　　　　　　　　　　　　 客 來 閑 聊 客 去 眠#p#分頁標題#e#

　　樹、燈、香爐--講述者寥寥幾筆便生動地勾畫出幽靜的寺院，然后幾乎不落痕跡地進入了內心深刻的禪的境界。僧人代表富有修養的人力求達到的理想中的超脫。然而，詩的中心是僧人的啟示如何打動了講述者，因此詩的中心在講述者身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體驗，并非僧人的體驗。

　　“漢詩”是傳統從新羅時代開始興起，歷經高麗和朝鮮時代始終不衰，產生了許多優秀詩人。17世紀詩人鄭的一首四行詩代表了這個傳統的頂峰時期。詩寫道：

　　　　　　　　　　　　　　　　 遠 灘 影 綽 約
　　　　　　　　　　　　　　　　 疑 是 一 白 鷺
　　　　　　　　　　　　　　　　 長 空 風 蕭 蕭
　　　　　　　　　　　　　　　　 江 上 漸 日 暮

　　“漢詩”所引起的感觸與“時調”大不一樣。這種感情上的差異可能產生于這個事實：“漢詩”是用中國文字，即文學和官場的語言寫的，“時調”則是用韓字，即本土和普通人的語言寫的。總之，“時調”甚至比“漢詩”更接近生活、更個人化。詩人要在3行、45個音節這么小的范圍內介紹并刻劃出一個形象，借以說出他本人的體驗。在詩人同他的主題之間不容有任何間隔。

　　“時調”這個詞最先見諸申光洙（1712-1775）的筆記。申光洙的筆記里說，“時調唱”（歌）始于當時著名歌手李世春。這里所指的主要是音樂而不是歌詞，所以“時調”一詞看來是“時節歌謠”--即合乎時令季節的通俗歌曲--的簡稱。如今所說的“時調”這個詞是在20世紀初開始使用的，是為了使傳統詩歌形式與當時已開始從西方涌來并席卷文學舞臺的新體詩、自由詩等分清界限。

　　關于“時調”的起源，學者們至今尚在辯論。論點很多，有的說是新羅時代的“鄉歌”或者從中國明代傳入的佛教歌的發展，有的說是在把中國的詩譯成韓文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種形式，有的說是從高麗王朝的“短歌”發展而來，也有的說這是一種可以上溯到古代薩滿教的吟唱的形式。一個事實給解開“時調”的歷史之謎增加了困難，這就是，韓字是直到1446年才創造的，因此在這個日期以前所寫的“時調”要么就是原來用漢文記錄，直到后來才譯成--或者說重新譯回--韓語，要么就是從一開始就是口頭相傳。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匯集文學佳作的巨部文獻《青丘永言》的第一卷是1728年出版的，選入其中的一些詩人的是作品是遺作，許多是亡故已久的詩人的作品。

　　“時調”的體裁是一種三行詩(歌)，每行14到16個音節，明顯地分四個氣口，音節總共不超過45個。這是正常規律的也即普通的“時調”，叫作“平時調”。如下面這首： 病樹底下不見有人來歇息。 當初樹高葉茂誰人不流連。 如今葉落板斷連鳥兒也不來棲息。

　　可以看到，鄭澈（1536-1593）所作這首“時調”的中心思想很明確。我們看到了這棵樹的現在：枯萎斷裂；也看到了它的過去：高高挺立、枝葉繁茂。最后一行“如今連鳥兒也不來棲息”形容那些在政治上失勢的人的命運，入木三分。

　　“時調”的這種基本格式還有兩種變體：“衣時調”，第一行或者第二行可以加長：“辭說時調”，三行全都可以加長，頭兩行增加的字數沒有限制，第三行有某些限制。“辭說時調”的特點是取材范圍比“平時調”廣，而且帶有妙不可言的幽默感，如： 扯碎黑袈裟，著上時新裝，摘下念珠串，權當驢尾。 十年苦修如來凈土， 救苦救難觀音菩薩阿彌陀佛， 如今全拋撒。 夜眠尼姑懷，那顧念經文。

　　鄭澈是第一個“時調”大詩人。他擔任過許多高官顯職。如暗行御使、道知事、國王的親隨記室、第二宰相、將軍等等，在政治生涯中曾經幾次失勢，有時是自動引退，有時是被貶和流放。他才華橫溢，但是性格倔強，因此在一生事業中不斷與人發生爭執招致議論。